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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制度结构与经济学的兴起：一个比较研究（下）
编者注：
本文为作者 Marion Fourcade 的博士论文发展而来，比较分析了德、法、英、美四国早期经济学的发展与制度化的历程，探讨了国内政治制度对知识形成与学科发展的影响。
由于篇幅较长，本文将分为两篇推送。上篇包括案例前的论述与案例后的分析，下篇包括四国的经验案例。受篇幅所限，每个案例都有所删减。
作者简介：
Marion Fourcade，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
文献来源：
Fourcade-Gourinchas, M. (2001). Politics, institutional structures, and the rise of economics: A comparative study. Theory and Society, 30(3), 397-447.
编译：
李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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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Marion Fourcade
德国：国家的角色与教授的权威
早在1727年，哈雷大学、法兰克福大学和奥德大学就设立了两个“政治，法律和秩序”的教职，到18世纪末，德国几乎每所大学都有一个经济学教授。19世纪学术制度化进程迅速发展：教授人数增加、制定统一课程、不同学科采用明确名称、教科书、专业期刊和评论出现、以应用问题为中心的研究研讨会及专业组织建立。德国各州在系统的经济学高级培训以及其他科学方面的领先地位也意味着它吸引了许多外国学生。19世纪，整整一代美国学者都在德国接受教育，他们在回到美国后，从德国模式中汲取灵感，制定了自己的课程和院系。考虑到英国传统的压倒性权威，这对我们今天的许多人来说似乎很奇怪，但事实上直到1920年代，德国经济学在国际范围内对该学科的发展施加了强大的影响。重商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第一批德国经济学教授设在哲学学院，也即与政治和伦理有关。它们是为培训公务员而设计的，因此与国家行政事务密切相关。这门当时被称为“重商主义”的科学本质上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专门研究与公共行政有关的事实的纯粹描述性表述，这门学科的教授也经常参与政府的实际事务。它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合理的手段促进国家的利益，特别是关注如何增加收入的问题。在19世纪，重商主义学逐渐发展成为更为广泛的“国家科学”框架，包括经济学、金融学、贸易科学（如农业、林业、交通、警务科学）和统计学等领域。政治经济学课程和教科书通常分为三个部分：理论、政策和公共财政。这种模式至今仍然在很大程度上适用。国家科学的主要职能是为官员和公务员提供培训，特别是法律方面的培训。因此，尽管国家科学在制度上与法律学科分开，两者仍通过公务员考试的共同目的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在整个19世纪得到加强，因为德国各州效仿普鲁士，越来越多地将国家科学置于国家法律的制度性控制之下。德国经济学家的实质性利益无疑是由他们的制度位置（“国家科学”的全面组织框架）和最初对行政需求的从属所塑造。直至今日，德国经济话语的实质仍着重于强调应用问题、社会政策问题以及国家在经济中的核心角色。德国知识背景下的历史决定论自1850年后，德国经济学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历史主义方法的兴起，这与古典英国政治经济学的知识取向有着显著差异。历史决定论于1840年代在罗雪儿的著作中提出，但深刻扎根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它影响了德国在该领域的大部分学术成果。简言之，其核心方法论信条捍卫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统一。考虑到自然科学的抽象和分类方法并不足以作为研究人类世界的模型，它宣称历史专著和经验工作高于实证主义方法，坚持所有人类现象都应在其广泛、有时间限制的社会背景下进行研究。历史主义在德国的力量部分来自于它与国家政治文化的共鸣，以及学术机构的结构。19世纪浪漫主义的改革者创建了现代大学，作为“历史背景下统一知识的模型”，这个框架在整个世纪主导了组织安排。例如，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当自然科学在19世纪中期被组织成独立的学院时，经济学的知识地位并没有受到严重影响。相反，国民经济学牢牢地保持在人文科学的框架内，这使得对经济对象采取一种典型的整体方法一直盛行到20世纪。相比之下，在英国，随着自然科学在英国学术机构中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立足点，社会科学应运而生，因此他们转向数学和物理寻找他们的智识模型。德国经济学家与政策当然，学术机构并不是德国产生有组织的经济话语的唯一场所。“斯密主义”（或坚持古典英国政治经济学原则）在1850年代相当流行，特别是在普鲁士的政治家、公务员甚至一些学者中。在德国社会，支持经济制度改革的各种组织蓬勃发展。例如，在19世纪中期，自由贸易的观点受到德国经济学家大会的热烈鼓吹。在1871年统一的德国建立之前，国会一直是公共经济辩论的主要声音，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德国关税同盟的自由主义政策。19世纪最后25年，在统一的德国经济体中，工业的快速增长大大改变了经济知识生产的背景。大学里的经济学教授开始关注与工业化同时出现的新问题，最突出的是德国工人的状况和社会革命的威胁。一个名为“社会政策协会”的新组织的创立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并在不过多质疑市场经济的广泛自由基础的情况下，促进国家在监管和调节相互竞争的工业阶级中发挥更大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经济学家享有一种稳固的制度地位，他们对德意志帝国这个更广阔领域的归属赋予了其地位的合法性。他们的知识在大学课程中的中心地位得到了坚定的确立，不仅在国家科学的高等教育框架内，而且在新兴的商学院和工程部门。到1905年，讲德语的大学中有超过100名经济学教授，是法国的三倍多。作为一个学术团体，他们在智识上的成熟是毫无疑问的：正如林登菲尔德指出的那样，关于方法论的斗争表明了高度的科学自我意识和自主。最后，他们践行了一种非常间接的公共参与，恭敬地忠诚于官僚专制——他们最初的权威来源。下面我们将看到，在这三个维度下，德国经济学家的身份与同一时期的英国经济学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英国：业余精英和激进企业家
从20世纪后期实践的角度来看历史，可以肯定的是，“经济科学是关于什么”的现代定义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现代经济分析建立的国家——英国。例如，布劳格的 Who’s Who in Economics 一书中显示，在主流经济思想史上记录的400位最著名的已故经济学家中，超过36%的人出生在英国（相比之下，德国和法国的这一比例分别为13%和11%）。矛盾的是，这些智力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是在非常有限的制度基础设施下取得的。正如熊彼特所言，至少在1870-1914年期间，德国和英国经济学在这一点上的对比是相当惊人的：那些习惯于强调教授职位、研究基金、组织等要素对科学成就的重要性的人，将不得不推断英国的成就在国际范围内处于或接近底部；事实上，英国在顶端。
迟来但稳健的制度化
尽管英国作家对世界范围内经济学知识身份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但该学科的学术制度化比德国要慢得多。在19世纪早期，经济学作家很少拥有教授职位。1820年代，政治经济学中出现了一些职位，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这种萌芽状态几乎没有发展。
该学科在学术环境中发展缓慢，尤其是在牛津和剑桥的核心机构中，部分原因是潜在雇主对相应的资格证书缺乏需求。商界和工业界直到1890年代和20世纪才认为经济学是一门有用的学科。英国公务员制度（即使在1850年代改革之后）也没有对政治经济学中的专业技能提出期望。传统上，专业教育被排除在英国大学之外，由感兴趣的职业团体自己处理，所以商业专业人员觉得几乎没有必要接受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正式培训。经济学和官僚培训之间缺乏明确的联系，这与德国的重商主义科学模式（甚至法国的自由政治学院）形成了鲜明对比。如温奇所说，后者都体现了一个技术官僚国家的愿景。
英国经济学中的科学理想
维多利亚晚期英国经济学的智识特征也相当独特，特别是从比较的视角看。这门学科的核心建立在对社会的特殊的、理性描述之上，与其他国家的理解截然不同，这在英国社会思想和文化中有着悠久的传统。首先，分析的单位是个人，个人的行为是由自身利益驱动的，个人利益最终在社会层面达到了和谐。其次，与德国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多数英国经济学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都在寻求揭示经济行为的抽象规律，这些规律将独立于更大的历史背景。他们将自己视为一门成熟的科学的实践者，并将自己的智力使命视为主要是理论上的，就像物理科学一样。他们对数学工具的前沿性的、广泛的（按当时的标准）使用强化了他们对其科学地位的主张。这种实践是由杰文斯和边际分析开创的，并从那时起稳步扩大。
正如桑德森指出的，正是通过与数学的联系，一些应用学科才得以进入英国高等教育体系的核心。经济学的进入同样艰难。1877年，有人提议解散英国科学促进会的F分会（经济与统计），理由是它没有实践真正的科学，引发了一场严重的危机。危机得以解决靠的是从政治经济学的核心中逐步删除大部分归纳的和历史的因素，以及成功地运用演绎方法。经济学家以及与他们密切交往的统计学家开始转向数学和数理统计，以寻求制度合法性。
英国经济学家和英国社会
在与政策的关系上，英国经济学家也与欧洲大陆的经济学家不同。正如我们之前所看到的，19世纪的英国公民社会是经济话语的沃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即使是专业组织也一直以非专业人士的持续参与为特点：1928年之前，皇家经济学会一直由一位非学术人士主持，而在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来自私营部门（如商业和银行）的个人仍然在成员中占主导地位。1982年的第一任主席是当时的财政大臣戈申，最初的四位副主席都是国会议员。
因此，虽然英国专业化的行政部门的封闭性妨碍了政治经济学进入国家行政部门和政策过程，但经济思想有规律地在学术作者、商人、公务员和政治家之间传播于围绕协会和俱乐部建立起的非正式网络中。由于政治精英和公务员几乎都是从牛津和剑桥招募的，许多人际关系植根于大学期间形成的同辈或师生关系。在伦敦地区，知识和政治生活在地理上的集中也是让这些联系保持活力的重要因素。
但这些非正式网络并不排除经济学家提供的更正式的学术咨询，通常是针对具体问题的临时任命，几乎只涉及该领域最具权威性的人物。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曾在皇家劳工委员会任职，并参加了金银委员会和皇家地方税收委员会的听证。1909年起，威廉·贝弗里奇成为了丘吉尔在就业服务中心问题上几乎永久性的社会政策顾问。
最后，英国经济学家的很大一部分行动主义是在公共领域进行的。19世纪的历史充满了涉及经济学作家的引人注目的辩论，其中最著名的肯定是大卫·李嘉图在金条之争和反对谷物法运动中的活动，或者纳骚·西尼尔在1834年对济贫法辩论的重要贡献。米德尔顿指出，生活在1914年的24位英国重要经济学家（其中19位是学术界人士）中，有13位从事政策咨询，13位从事新闻工作，12位从事政策背书工作。这种参与模式在1903年的关税改革运动中达到了顶峰，当时14位经济学教授 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上发表了一份自由贸易宣言，其中包括马歇尔和埃奇沃思（他们不再像往常那样持保留态度）、庇古和巴斯塔布尔。这些行动植根于这样一种信念，即经济学既然植根于科学王国，就已经证明了其对政策的重要性。
法国：自由主义网络、法律教授和国家工程师
像在英国一样，法国的经济话语生产在整个19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并不是一件专业化的事情。当然，民间社会组织和游说团体积极地提出了经济理念，但作为高等教育发展主要权威的法国政府仍然不愿意组织中央管理的培训形式，这与德国政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相反，在第三共和国之前的历届政权都将精英行政教育集中在技术和工程学科上，这一传统始于革命政府和拿破仑第一帝国。
碎片的学院化
在19世纪早期的法国，经济话语被认为是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因此它与该国盛行的经济情绪不一致，后者压倒性地支持保护主义。参与经济辩论的大多数人都与政治经济学会（一个支持自由贸易和放任主义的俱乐部）及其新闻机构《经济学家期刊》有关。该群体的成员主要是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富有的商人和记者，他们往往与政治权力有密切的联系。与其他国家的同行相比，这些（兼职的）经济学家的主要目标是政治的，更具体地说，是反保护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而不是学术上的。他们的许多活动可以被最好地描述为一种面向政府和公众舆论的游说或经济思想的普及。
这些自由主义者敏锐地意识到将他们的学说制度化的重要性，为在法国创建经济学教学而游说。通过他们的行动主义，经济学在针对高级公务精英的培训中找到了一席之地——在经济自由主义受到政客青睐的几个短暂间隙中，最早的经济学教职被零碎地设立。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教职被自由主义者当作传播观点的讲坛。
与英国相比，法国学术体系的合法性在历史上一直源自国家，无论是在研究领域还是在高等教育领域。19世纪经济学的制度发展几乎完美地反映了这个国家混乱的政治历史，在自由政府下扩张（例如，1830-1848年的七月王朝），在两个最集权的政权下收缩：法兰西第一帝国（1804-1814年）和第二帝国（1852-1870年）。法国政治经济学以“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的科学为人所知，与帝国所构想的经济组织针锋相对。因此，作为第一执政官，拿破仑主持废除了法兰西学院所有的经济学教学。同样，在第二帝国的早期，警察密切关注政治经济学讲座和出版物。
随着法学课程的改革，经济学教学变成了一项全职工作。经济学作家中教授的比例急剧增加，因此，与贵族和上层阶级的联系减弱了。这个领域现在也与培训官僚精英有了更直接的联系。在今后几个时期，国家对高级公务员制度的经济培训的兴趣将更加明显。巴黎政治自由学堂极大地加强了政治经济学与政治行政领域之间的联系。在19世纪末，这所学校在为学生准备国家考试方面表现出色，很快，绝大多数被重要部门录取的学生都在这里接受训练。在1900年，接近一半的教授是高级行政官员，这使得它实际上成为一个高级官僚的培训中心。
论述传统：政治、法律和数学
法国经济学制度环境的碎片化反映在其零碎却备受争夺的知识格局中。在方法论上，法国大学的经济学家直到1930年代还保持着“法律和文学”的传统，并表现出对理论的回避。自由学派从来没有对科学公式产生过强烈的兴趣，而把大部分精力集中在宣传和庸俗化上。对数学的敌意植根于18世纪哲学家的传统——将政治经济学呈现为对社会和人性的道德论述。法国自由派经济学家认为，数学化是对一种既是艺术也是科学的话语的不可接受的窄化。
自由派对数学资本的匮乏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他们对这种方法的厌恶，这种方法有可能削弱他们对法国政治经济学定义和实践的近乎垄断。事实上，十九世纪的所有法国经济学家，不管是不是自由主义者，都接受过古典文学或法律的训练，他们普遍对最基本的数学都一无所知。因此，尽管在1878年改革后对经济学的学术取向得到了发展，但经济学依然深刻嵌入于法律课程中，加之在法国大学中获得教职的机会依赖于持有国家文凭，进一步阻止了数学方法被视为合法的研究事业。
因此，评估20世纪初法国经济学的智识性质是一个微妙的问题。尽管法国是许多原始潮流（例如，几种社会主义流派）和重大科学创新（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概念）的发源地，但在同一时期，法国从未产生过一个与英国和德国同行相媲美的独特的法国经济思想流派。总的来说，在世纪之交，法国经济学更多地将自己视为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的论述，而不是寻找普遍规律的科学。因此，它必须以几种性质相异的考量为指导：道德、正义或对政治理想的追求。
经济学作为一门道德和政治科学
现在我们仍然必须考虑，上述制度和知识的分裂是否构成了整个领域的普遍弱点，以及经济学家对更广泛的社会进行干预的困难。关于这一点的结论是复杂的。一方面，一个学术团体在19世纪末肯定已经出现了。事实上，新大学教授的流入，以及经济学教学在大学中的强化，使经济学作者的人数显著增加。这加速了该学科从政治论战模式走向自治的进程。另一方面，这些以大学为基地的新成员在推动经济学向学术化方向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的招聘模式也促使该领域的意识形态构成发生重要变化，偏离自由派的教条。许多大学教授和很大比例的国家工程师聚集在社会经济学学会，这是一个致力于对社会问题进行科学调查的机构。在政治上，这些新一代可以被描述为“温和的共和党人”，他们拒绝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支持更多的保护主义和干涉主义立场。就像他们的德国同事，许多人对劳工问题很敏感，并在世纪之交参加了对社会法律的拟订工作。
然而，这表明，与其他国家相比，19世纪晚期的法国经济话语尽管远离了早期的自由派教条，仍然更明显地坚持政治理想。因此，尽管学术专业化的进程有限，法国经济学家并没有任何伞状组织——相反，每一股潮流都是根据政治倾向单独组织起来的。这一时期的主要权威人士，无论是自由派还是温和的社会主义者，都继续关注着道德问题，并怀疑经济学对科学地位的声明。
美国：专业模式的崛起
美国的案例代表了政治在经济学家这一全国性职业身份形成过程中所扮演角色的另一种变化。在这个国家，学术经济学和英国一样，是从经典课程（即道德哲学和历史）中诞生的。然而，与英国相比，战前美国的学术课程仍然由神学主导，经济学仅仅被视为道德哲学的一个次要分支。政治经济学课程从1817年开始在美国东北部的大学中开设，但一直到19世纪末都由神职人员控制。在美国出版的第一本经济学教科书也是由神职人员编写的，因此它们深刻地反映了这些宗教联系。资本主义活动和政治经济规律被认为是与上帝的法则和谐一致的，是道德提升这一更宏大目标的一部分。
新的大学与经济学的兴起
在当时，美国经济话语是支离破碎的，当然也没有像英国那样围绕一个相当统一的方案进行整合。本土理论几乎不存在。19世纪早期美国大学的小规模和地理分散无疑是美国学术文化的地方主义和地区主义的主要成因，在经济学和其他所有领域都是如此。直到大学革命之后，美国学术界才真正开始提高自己的知名度。1860年代之后，两大事件深刻地改变了高等教育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1862年土地转让立法通过后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的涌现，以及由富有的慈善家建立的一系列的受到慷慨捐赠的学术机构。
欧洲大陆的高等教育体系依赖中央集权的国家（法国、德国）或强大的学术协会（英国）来定义学术机构的形式和内容，与之相反，在美国，市场占据了中心位置。首先是研究生院，后来是职业学院，成为面向可识别受众传播专业化文化的基石，并生产着社会上“有用”的知识。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现代学科（如社会科学）被视为大学革命所体现的新精神的载体。它们提供了宗教的世俗替代品，社会科学家被大学管理者视为道德进步的代理人，他们既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领导，又为他们的机构建立声誉。
直到1880年代，美国的社会科学思想一直由美国社会科学协会（ASSA）主导，该协会成立于1865年，由一群新英格兰的绅士教育家和大人物组成，他们希望研究和解决各种社会问题。这个领域一方面属于寻求现代化的传统专业，如律师、医生和教育工作者，另一方面属于寻求社会声望和认可的商人。
随着20世纪最后25年研究型大学的兴起，这种知识组织模式面临来自纯粹学术机构的年轻一代实践者日益增长的挑战，并开始迅速衰败。不同于他们欧洲同行具有的根植于历史、阶级、国家庇佑的精英地位，美国大学教授不得不在一个从未向知识权威低头的文化中争取自己的合法性和社会地位，他们依赖专业化来实现这一目标。美国的学科和领域的专业化都比欧洲更早发生，并发展到了更高的程度。
美国的政治与方法
世纪之交的美国经济学仍然是一个非常多样化的领域，受各种欧洲思潮和去中心的大学体系所塑造。一种区域性的思维模式是相当明显的，西部是德国势力的大本营，在这里被称为“制度主义”，东北部则更接近英国的传统。政治分歧也很重要。与欧洲大陆的经济学家一样，19世纪最后25年的美国经济学家是一个相当政治化的团体，他们的成员试图通过动员公众支持他们的观点和促进大众教育来改革社会。保守派政治经济俱乐部本质上是一个自由贸易集团；美国经济协会则在其成立大会上采纳了一个进步纲领，其抱负与德国的社会政策协会相似。后者不仅宣称，经济科学的作用是寻求当时紧迫的社会问题的理性解决方案，而且它的许多创始人，特别是那些曾在德国学习的人，赞成使用政府监管来推进这一目标。
然而在美国最独特的一点是，政治迅速成为经济学家群体中的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并引发了知识界和专业人士的反弹，产生了广泛的后果。首先，经济学家逐渐放弃了制度主义的思想模式，转而越来越多地接受在英国出现的边际主义的分析框架。其次，用玛丽·弗纳的话说，这种智识转变伴随着他们在社会中的角色的全面转变，从“倡导”（advocacy）到“客观”。
与其他三种情况一样，我们必须在更广泛的社会环境中理解这些模式，经济知识的生产是在美国的背景下进行的。由于缺乏自主的学术公会传统，也没有强大国家的支持，美国的政治介入面临着大学资助者和管理者的敌意以及公众的怀疑。构成前一类人的行业领袖们不太可能以同情的眼光看待工人阶级，甚至不太可能站在支持国家干预的立场上。另一方面，在一个从未成功建立起社会主义运动的社会里，普通民众也不太愿意接受激进的观点。与德国形成对比的是，知识分子的道德权威在美国并没有牢固地建立起来：它更多地被视为一种地位，必须通过无懈可击的行为和辛勤工作来获得，而不是某些社会阶层或群体的结构性属性。在19世纪末的学术背景下，这意味着开放政治被从所有学科领域剔除。
在许多方面，这种特殊的政治背景也解释了美国“制度主义”思想在20世纪上半叶发展时的一些智识特征。首先，政治在学术界令人不适的地位越来越让美国经济学家远离历史分析（在当时与社会主义观点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边际主义方法不意味着一种特定的政治观点或一套政策偏好，这一事实使它在美国经济学寻求专业合法性的背景下被接受——特别是在年轻一代中，他们必须为自己创造一个位置。它的历史框架似乎也很适合这个国家盛行的文化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深深扎根于美国知识精英之中，即对“美国例外论”的信仰，或对一个不受阶级冲突影响的社会的广泛共识，它在“自由秩序的不断动态再造”中发展。
进步的年代：经济学家、倡导和专业知识
和其他三个例子一样，美国经济学在20世纪初的演变证实了知识态度和专业态度之间的深刻相互依赖。这一领域的知识演变是由相关受众对学者应扮演的角色的设想所深刻塑造的，包括他们的学术追求和他们与社会的关系。与拥抱更广泛的社会目标的德国和法国经济学家不同，在美国，经济学家推动社会进步的历史使命被给予了更狭隘的专业角色。我们应该在这样的背景下理解美国社会科学的专业化进程，首先是寻求与公众和政治争议的隔离，其次是与这个国家特殊的政治和行政机构结构有关。
正如前面所指出的，美国大学和商业之间的紧密联系——通过董事会的外部控制——使得教授们很难担任进步的角色。1890年代的“学术自由”案件（其中几起涉及对著名经济学家的迫害）使得专业社会科学家的异议范围逐渐缩小。虽然在有争议的社会问题上直接向公众呼吁被保留为一项理论上的权利，但经济学家被期望将他们的大部分努力导向政府机构或私人组织。在政治决定做出后，学者们可以作为技术专家不引人注目地服务，而不是作为具有新的社会愿景的改革者。
这就引出了第二个重要的问题，即美国政府的行政结构在为经济学家创造制度生态位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美国的大学研究越来越多地与商业和政府（包括地方和联邦）的需求联系在一起，经济学也不例外。这一模式在所谓的“进步时代”（1880年代中期至1914年）加速发展，这一时期以行政合理化和将科学方法引入政府为标志。进步年代见证了第一次将经济学家作为专家纳入各种公共行政部门的重要运动，因为政府试图消除行政部门中的政治庇护，并从政治舞台上消除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在缺乏独立的公务员培训传统的情况下，一套独立的监管委员会的建立（例如，州际贸易、移民、劳资关系、关税、贸易），以及联邦数据收集机构的建立，全面依赖学术机构和新兴的专业协会来提供专业知识和指导。大量学院派经济学家在这些组织中担任临时职务，这些组织成为了培养年轻一代研究人员的重要场所。
政治机构及早正式承认经济学家在行政管理方面的用处，鼓励了美国学术机构沿着技术官僚的路线进行专业化，并接受了在其他地方等同于公务员的态度。通过对学术部门的专业知识提出需求，美国政治机构因此对研究领域的结构、实质性方向以及美国经济学家独特的专业角色、态度的构建产生了强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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